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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论积累:习大大用典——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

发布:2019-08-29 10:19:53    来源:天津公务员考试网 字号: | | 我要提问我要提问

  习近平用语是公务员考试申论资料必备素材,对于申论写作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在他的文章、讲话、著作中,常常引用古代典籍中的经典名句,寓意深邃、生动传神,既具有启迪的意义,也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。今天天津公务员考试网为大家带来习大大的学习用典——“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”。

 

申论积累:习大大用典——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


2018年5月28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、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:创新之道,唯在得人。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。要营造良好创新环?#24120;?#21152;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、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、有利于?#21512;?#25104;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、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,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,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,一茬接一茬茁壮成长。


“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”出自夏之蓉的《进书札子》。大意为,得到人才的关键,在于拓宽选才育才的途径,并让他们积蓄能力并拥有广泛受重用的机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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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


“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”原文出自清代夏之蓉的《进书札子?#32602;?#35813;文系统回顾了自汉至清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,着重批判了当时科举选士的弊端,强调学校对于人才的储备功能,认为“国家致治之本,首在得人,而得人之要,必广其途以储之,使人不敢?#25300;?#23454;之名,则造就隆而贤才奋”,希望建立开?#21028;?#30340;人才培养、选拔、使用制度。


传统中国的人才选拔,?#35805;?#36890;过推荐选士、学校选士、科举考试选士三?#22336;?#24335;,西周的乡举里选侧重于推荐,主要是以士人的人品与道德为标准,汉代董仲舒设计了求贤的具体方案:一是“兴太学,置明师,以养天下之士”,即由政府兴办太学广储贤才,太学生通过“射策”考试可以担任不同的官职;二是使“诸侯、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,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”,即建立察举制度以选拔任用贤才。学校培养贤才,而察举选拔贤才;太学本身也有选士功能,而贤良方正、孝廉、茂才、明经等察举科目又为社会上的儒生广开进身之路,使孔子“举贤才”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观念开始获得了制度上的落实。


但是察举制度主观性、随意性较强,?#27835;?#19987;职人员负责,故很难做到公平竞争,沽名钓誉之风盛行,选非其人、用非其人时有发生,在这种背景下,九品中正制便应运而生。九品中正制源起于三国曹操实施的“唯才是举”政策。曹操重才轻德,他针对察举制的弊病,主张“综核名实”,设置中正官专司选士工作,这是选士制度的一大变革。但魏末晋初以后,世家大族把持了选士大权,品第士人,“不考人才行业,空辨姓氏高下”,以家世出身作为品评士人的唯一标准,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,从开?#21028;?#21521;闭锁性蜕变,遂有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士族”之弊。九品中正制以“唯才是举”为起点,却以压抑人才而告终。隋代结束长期?#33267;?#30340;局面后,为了加强中央集权、巩固统一,创设进士科,标志着科举制?#26085;?#24335;开始。从此,选士进入了崭新的科举时代,历经唐宋元明清,?#20013;?#20102;将近1300年。


科举制的问世,代表着历史的进步。从考生来源和报考条件来看,科举制是向大多数人开放的,士?#29992;?ldquo;投牒自进”,除少数阶层外,均可自由报考,且从贡院的规制、命题与评卷的严密程度以及惩罚作弊的措施来看,确实是为人才选拔提供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。在?#26082;?#20013;,一切以程文(考场文章)定去留,以考试成绩优劣作为决定取舍的主要依据,较之以推荐为主的察举制或以门第为主的九品中正?#32856;?#20026;合理。


然而,随着科举地位的日益提高,逐渐产生了偏重人才选拔、忽略人才培养与储备的弊端,历代有识之士对此?#29615;?#25209;评,如范仲淹将重选拔、轻培养的行为比作“不务耕而求获”?#36824;搜?#27494;也?#25285;?ldquo;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,而仅出于一途,未有不弊者也。”选拔人才如果只有科举一途,那?#35789;孔用?#27515;守书本,专注科场程文,甚至脱离了儒?#20197;?#20856;,怎能不产生弊?#22235;兀?#27492;外,科举之于学校,犹如双刃剑,既能促进其发展,又随时可起抑制作用。科举以功名利禄为诱,使学校偏离育才的功能,沦为统治者的一种?#38382;?#25945;育,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,其间亦不断地有人为?#27721;?#23398;校与科举之间的矛盾而努力,但终未挽救学校衰败的命运。究其根源,一是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“读书—应举—入仕”模式已根植于士人心底,知识分子唯一的价值取向是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除仕途以外的社会职业大多不受重视;二是因为强化科举本是统治者控制人才的重要工具之一,从主观上?#25285;?#32479;治者并不愿意真正对科举做重大改革。


明清科举以空疏的八股文取士,?#31185;?#22763;人服膺程朱理学,不?#20197;嚼壮?#21322;步,致使真正有卓识才学者被排斥于科第之外,无由仕进,清初颜元?#25285;?ldquo;千余年来,率天下入?#25163;?#20013;,耗尽身心气力,作弱人、病人、无用人者,皆晦庵为之也。”社会道德的腐败、人才的衰竭,皆与此有关。近代康有为认为中国学校“自童时至壮年,困之以八股之文”,结果使人们“目不通古今,耳不知中外,?#25163;?#29702;财无才,治兵无才,守令无才,将相无才”。他们都将中国人才不盛的根源归于八股取士之制,故梁启超断言:“吾今为一言以蔽之,曰:变法之本在育人才,人才之兴,在开学校,学校之立,在变科举。”传统科举制度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科技、政治、外交、法律等各类人才,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势所难免。


功以才成,业由才广。人才是政事之本,学校是人才之源,只有广其?#29369;?#24191;开贤路,才能真正做到?#25300;?#36951;贤。在这个意义上,总结传统选士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?#25285;?#26377;助于我们当下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及选拔制度,真正做?#35762;?#25304;一格降人才,形成“天下英才聚神州,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的人才新局面。


(作者:施克灿,?#24403;本?#24072;范大学教授、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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